明代布衣处士山西配资公司，很多凭借书画技艺而显名，如明代李开先《画品》将职业画家戴文进、吴伟、陶成、杜堇等置于第一等，像沈周、唐寅这样的文人画家，只能落于第四等。这种画评之风的出现，无疑就是职业精神崛起的侧面反映。图为戴文进《携琴访友图》（部分）
在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，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。在传统史籍中，无论是都邑大贾、名侠，还是工匠技艺之人，通常仅以其所居或所业称号，或者仅留姓氏，真实的名字却往往亡失不载。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明代，导致很多都城“贾酱、屠沽”之夫，即使家中有千万之资，但称谓也与古代相同。与帝王将相、文人士大夫在史籍传记中有姓有名不同，这种仅以绰号或称号叙述下层庶民的历史记载之法，既体现了传统史家对庶民的轻视态度，也折射出工匠技艺之人社会地位低下的历史现实。
明代工匠地位上升，职业精神崛起
明代成化以降，社会臻于鼎盛，出现诸多社会转向。以苏州为例，到了明代中期，不仅恢复了古老的工艺，且日趋精妙，使人产生“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”之叹。人性益巧与物产益多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。人性益巧，既是社会转型的表征，又预示着文化变迁。随之而来的是工匠地位提升，职业精神觉醒，物质文化繁荣。部分能工巧匠甚至凭借精湛工艺而跻身士大夫阶层，或趋于文雅，吟诗作赋，通过与士大夫交游，转而成为职业知识人。
展开剩余78%细究工匠的知识世界，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：一是专业知识，即以各色匠艺为基础的经验性知识；二是业余知识，即工匠为了附和士大夫的情趣，泛读儒书，吟诗作赋。
明代工匠凭借其专业性的精湛技艺，已被士大夫视为一种“绝技”，尤以苏州工匠为盛。王世贞、张岱均详载其事。王世贞所列苏州绝技，有陆子刚(或作陆子冈)之治玉，鲍天成之治犀，朱碧山之治银，赵良璧之治锡，马勋之治扇，周治之治商嵌，以及徽州歙县吕爱山之治金，王小溪之治玛瑙，蒋抱云之治铜。张岱所列苏州绝技，有陆子冈之治玉，鲍天成之治犀，周柱之治嵌镶，朱碧山之治金、银，马勋、荷叶李之治扇，张寄修之治琴，范昆白之治三弦子。二者所记虽略有差异，但基本涵盖了当时苏州工匠的顶尖技艺，展现了明代工匠的专业水准。名匠凭借精湛的专业技艺，匠心独运，创造出享誉天下的物质文化。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：一是良工苦心，应该说已经达臻技艺之能事。工匠制作的器物，其中的厚薄浅深，浓淡疏密，恰好与后世赏鉴家的心力、目力，针芥相对。这显然已经超出一个工匠的技能，不可轻易视之为“技”，而是可以上升到“道”，此即“技也而进乎道”。换言之，工匠的绝技不止是一种专业的知识体系，同样也是一种可与儒家之道并行不悖的知识体系。二是工匠凭借精巧的技艺，使自己的产品价格大涨，甚至比“常价再倍”。随之而来者，则是工匠社会地位的提升，甚至有“与缙绅坐者”。
明代工匠的好儒、好风雅
明代工匠的业余知识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好儒、崇儒。如浙江平阳有一位木匠陆大材，颇谙文墨，自称“儒匠”。所运之斧，自称为“儒斧”。二是好风雅。如南京人邓元哲，是一名雕工，曾替归庄刊刻《唱和集》，刻工精好，属“技艺之人”。邓元哲为人淳谨，与各位名士及方外僧道交游，又粗能作诗，被归庄称为“有士人之风而超于伦辈者也”。可见，一旦工匠的专业知识趋于精湛，并得到士大夫的认同，“技”与“道”之间的界限就得以打破，专业知识与儒家人文知识两种知识体系趋于合流。一方面，儒者之学，绝非自我设限的空虚之学，而是无往而不学。即使象棋、双陆之类的“一艺”，若是存心究之，同样可以“推其术以应世”。换言之，所谓的“技”，并非只是一个“俗”。如书、射，本来就是儒家的“正经学问”，属于儒家知识体系的一部分。像琴、弈之类，同样近于雅。若能精熟于此，从中可以获道。另一方面，“道”与“艺”并非畛域井然，两者可以混为一体，即道亦艺、艺亦道。道与艺，看似不同，有精粗、内外、大小、本末之辨，实则“视乎学者之所得而已”。
从“业余精神”到“职业精神”
可喜的是，明朝人对工匠的看法别有一种新的见解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工匠得以与道德之士并称。如徐世溥在回顾万历时期“天下文治向盛”的景况时，将具有精巧匠艺的工匠，如“时氏之陶，顾氏之冶，方氏、程氏之墨，陆氏攻玉，何氏刻印”，与赵南星、顾宪成、邹元标、海瑞之类的“道德风节”之士相提并论，认为可以与古代的作者“同敝天壤”。二是平民传记的流行，使工匠得以流芳百世。明代以前，学者对于技艺之人无不存有鄙视，不为这些“贱者”立传。即使偶尔在文字中提到，也只记载其姓氏，并不将名字明白地写出。这种情况在明代已有显著改善。明代文人士大夫替贱者、工匠立传，已经蔚然成风。如袁宏道作有《拙效传》，为四个钝仆立传。这种风气被陈子龙贬斥为一种古文的流弊，即撰写传记文字时，不再区别“流品”，即使是“西蜀富人，阳翟贾客”，在文人士大夫的笔下，同样是“缃素斐然”。但若换个角度看，这恰好证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下层平民日益重视，甚至愿意为他们作传宣扬。三是匠艺开始引领时尚。在明代，著名工匠通常会被称为“奇巧人”。明代晚期，争购当世著名工匠器物已经成为一种“时尚”。如明人袁宏道所言，“其事皆始于吴中狷子，转相售矣，以欺富人公子，动得重赀，浸淫至士大夫间，遂以成风”。其实，这些工匠制作的器物确实精良，并非浪得虚誉。
美国学者列文森将明代视为文人业余精神最昌盛的时代，而明代文化也是“最典型的文人业余文化”。业余精神，其实就是基于一定经济基础或稳定生活之上的消闲精神。有趣的是，在明代业余精神勃兴的同时，职业精神随之崛起。以画家为例，晋、唐及宋、元等朝代，善于书画之人往往出于缙绅士大夫之列，而那些职业的画家，由于出身贫贱，即使身怀绝世之技，却并未为人所知，甚至老死牖下。到了明代，这一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观，一些布衣处士，凭借书画技艺而得以显名，士大夫对于书画评骘的尺度，也开始转变为重画匠、轻士人。李开先即是典型之例。他在《画品》中评价明代画家，将职业画家戴文进、吴伟、陶成、杜堇等置于第一等，像沈周、唐寅这样的文人画家，只能落于第四等。这种画评之风的出现，无疑就是职业精神崛起的侧面反映。由此可见，文化虽有雅俗之别，但在对待具体的物质文化时，并不应该以知识阶级、教育程度或富贵贫贱加以区分，所别者仅有才智心性与精神意志。正如有学者所言，对待物质文化，不能从中分出一个粗鄙精致，只欣赏高雅之士的文化精品，也应关注庶民的世俗文化。明代工匠的知识人化，以及职业精神的崛起，就是最好的明证。
（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）
来源：北京日报客户端
作者: 陈宝良山西配资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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